1.玉说之大汉朝辉煌的玉器工艺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和文艺上继承先秦，吸收和积累不同地域的文化，并吹入时代新风，创造了举世瞩目、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 所以，汉代也是持续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汉武帝曾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教”的阶段，但实际上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不仅有儒教，还牵扯着许多观念。 儒家人伦道德与道家的荒诞谈并不矛盾，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由阴阳家发展为谏纬迷信。

因此，在汉代的艺术中，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错落有致，生者、死者共存，或许正是“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 )思想的体现。

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重要条件。

所以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水印技术的应用更加普遍，镂空、圆雕、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比前一代明显增多。 东汉时的琢磨技术更是精湛！ 正如明代高瀛《燕闲清赏笺》所述：“汉族人想而知，妙在两根钩上，磨法旋即流，细细入秋毫，更有疏密不均的交接不间断，宛若一根白描游丝，无影无踪。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和欣赏汉代玉器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 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瑕、圭、璋、琥珀、粉六种。 但到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 原本的6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用于礼仪活动外，剩下的4种不再作为礼器使用，有的甚至不再制作。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子祭祀用的玉璧。 这类玉璧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蒲纹、谷纹和涡纹多见，还有龙凤纹等。 (图5-1 )； 另一个玉璧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用于佩用，是玉佩中的一个。 这种玉璧的制作既注重装饰的华美，又多采用雕饰手法，玉璧好(玉璧中间的洞叫“好”)用雕饰，将雕饰添加到璧缘之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和丰富，从而使玉璧形态多样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石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自古以来就是玉器艺术中种类最丰富、形状和纹样最多样的种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 特别是用作佩特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俗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特色。 西汉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学出土情况来看，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是先秦风气的延续。 白西汉中期以后，集团化玉佩逐渐减少，集团化形式也在不断简化。 到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玄等。 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的玉佩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图5-2~5 )。 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龙凤透雕玉璧”(图5-6 )，中央装饰有很好的龙纹，呈挺拔的“s”形结构，昂首挺胸，塑造出坚固有力的龙形象。 龙的四肢和尾部的经营位置和构成处理不仅以表现对象为法度，更以符合圆形外框为条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合理、虚实合适、有力的艺术品。 这类作品见于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将其视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一点也不过分。 值得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完美，汉代艺术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该玉璧内饰谷丁云纹规整，与动感中央龙纹形成鲜明对比，主次分明。 璧身两侧各透凤纹装饰，对称布局，形如回头爬。 龙凤内部全部用阴线刻成，简洁明了，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整部作品凸显了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 这样的玉璧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器，而是玉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出土当时的排列关系，与之配套的玉佩装饰有玉璧、玉璜、玉人、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装饰，构成长约600厘米的组佩装饰。 (图5-7和8 )。

该组合玉佩中的一个“玉犀粉丝”(图5-9 )也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形状夸张而有力。 背部向内弯曲，顺利处理，显示出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 前后肢呈弯腰状。 这种身体向前伸展的姿态很好地体现了犀牛威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手法和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不同

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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