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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画的由来

据笔者调查，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支持“国画”概念的产生或应用。 1、1919年：《国画》最初诞生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这一年，关于“整理国故”运动的争论起源于思想气氛活跃的北京大学。

在“保存国粹”、“弘扬国光”等对这一运动庸俗化的曲解下，“国家”字风靡一时，“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大多创造性地与“国家”定语联系在一起。 国乐、国医、国菜等概念层出不穷，肩负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就在这个阶段应运而生。

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国画、振兴美术”，1926年在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都是较早时期“国画”的记载。 遗憾的是，虽然无法追溯“中国画”概念的创始人，但由于当时著名文人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这种“言必称‘国’”的社会风气的阐述，“国画”概念产生的必然性、盲目性、盲目性

正如1923年1月顾实指出的，“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冠以各种“国”字的一类名词，到处都是。 ”。 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起草文中写道：“国画相关的一国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一样，都是表现一国特性的特征。

可见，“中国画”概念产生的背后动力也是“国家观念”的普及。 在强劲的西风吹拂下，“彩绘”终于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了它所制造的对应物，“国画”的概念首次诞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所说的“中国画”，在外延上与之前使用的“中国画”相近，与今天所说的“国画”仍然有很大的不同。 1926年11月12日，在《一般》上发表的《国画漫谈》号中，该光(签名)的年月日，虽然不能明确地说，总之从“国画”在中国的学校成为科目的那天开始，“西洋画”也和其他科学一样，被中国人学习

原来这个名字的由来，和“西洋画”不同，比如有洋货以后有国货的名字，有洋文以后有国文的名字，原来它们之间没有一家之隔。 这样，在“中国画”概念产生的初期，不仅增加了一些丰富的民族色彩，而且这个概念所指的基本上与“中国画”相同，史实也是在20世纪二、四十年代，“国画”和“中国画”两个概念成为美术界认识的对象

然而，尽管“国故”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现，但在西方艺术大潮的冲击下，“国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画”的英文对等名称。 因此，在“艺术”这一来自西方的新视角下，传统中国画的面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误读和西化。

又因为这种模棱两可的命名，宣告中国画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将继续面临被动而痛苦的发展道路。 2、1958年：《国画》的第二次诞生：考察中国现代美术，艺术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从绘画的部分来说，是在“中国画——西洋画”(一九一九年以前)或“国画3354西洋画”)一九一九年以后，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的《国画月刊》中，为了把“国画”与“西画”区别开来

根据上述论述，《中国画》只是“

中画”是由于“国画”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诞生，而西（洋）画专业名称的演变，毋宁说是为求得字数上的对等，并无其它用意。尽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画家林风眠和“传统派”画家潘天寿的分别主持之下，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西画二系（科）合而又分，但是这都没有改变这种形式逻辑上同级的二元对立格局。
    正如至少从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将西洋画等同为“油画”一样，将“国画”明确地界定为于卷轴文人画的倾向暂时还并不十分明显。　　但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的提出和苏联契斯恰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引入，这种“二分法”从内部产生了裂变。
  以中央美术学院（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成立，院长徐悲鸿）为例，这一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先的“西画”分别成系（1954年成立版画系，1956年成立油画系）。  由于以写意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绘画不具备像古典油画那样的天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国画”概念在1950年代以后也一度受到冷遇进而质疑，当时对于传统绘画的批评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画”而不是“国画”这个产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救亡运动中、不能代表新兴共和国之“国”的命名。
  同时也是为求形式逻辑上命名的对等，原先的“国画”变成了“彩墨画系”（1953年成立，1958年复改称“国画系”）。  至此，“彩墨画”与“油画”“版画”“连环画”等等被规定成为学科分类上同级的画种，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成为各系共同的大课。
  　　如果说1953年彩墨画系的成立意味着“国画”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么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再次被改为“国画系”，则意味着新的“国画”的概念在一片争论和质疑声中第二次的诞生。
    在1949年从法律上确定国旗、国歌、国徽之后，1950年代中在民间出现了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国”字命名热潮——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将“牡丹”定为“国花”。
  不幸的是，“国画”在这两次热潮中都受到了牵连。只不过此时的“国”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转变成了“政权的”。  因而，将“彩墨画（卷轴文人画）”定为“国画”，也就明确的具有了新中国政权的官方意识——“国画”的这一次诞生意味着从民国时期代表传统绘画的“国故”“国粹”转变成了新政权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的画种。
  对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质疑，最终屈服于新兴的民族国家对于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的迫切要求。  这个时期，此后，国画、油画、版画并列的“造型艺术”门类格局更是约定俗成的被规定下来，“国画”的外延义也从最初区分与西洋绘画的“中国绘画”限定成现代意义上的“彩墨画”。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人们一边竭力地将国画描述成一种民族和政权的代表，一边大肆地批判这种绘画样式的“不革命”“不科学”。  从而在“反映现实、歌颂社会主义风貌”的要求之下，传统的“彩墨画”也必须被革命。
  从而，写实的社会主义新“国画”大行其是。而此后接连的政治运动，更是把这种“国画”彻底的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印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许多传统派的老画家也不自觉的卷入其中，高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6月1日的国务会议决定建立“北京中国画院”（1957年正式建立，院长叶恭绰），根据水天中的考察，这个名称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从“北京国画院”改变而来。
    在权力的支配下，狭义化了的“国画”再次与“中国画”也即“中国绘画”建立明确的关联。至此，“中国画”也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偷换成“新中国的彩墨画”，美术领域内“国画”“中国画”也基本上成为通用的名词了。
  　　3、1979年：国画的第三次诞生：　　“国画”的第三次诞生，是由《辞海》明确建立的关联。  1979年出版的《辞海》赫然将“国画”定性为“中国画”的简称。查阅80年代的各类美术工具书，可见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由此，美术界的理论问题，由官方编辑出版的一部工具书进行了判定。原先已经被混用的两个名词，至此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尽管国外的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还是很谨慎的使用了guohua和ChinesePainting两种提法，用以表示两个概念的差别。
    但将“国画”“中国画”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约定俗成，不但在中国当代的美术史研究中，将“国画”等同于“中国画”者大有人在，就是在美术院校“国画系”的内部，师生往往对本系的名称也是模棱两可。
  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该院“中国画系”的称谓在各种正式场合随处可见，但该系的公章恰恰却是“国画系”。  “国画”和“中国画”的不同含义，在今天许多人那里都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了。
  可以认为，1980年代以来，无论在美术研究、美术教育还是美术展览等各个场合，“国画”和“中国画”经历了60余年的分分合合，同样地指向了1950年代中那个被狭义化了的“国画”概念而已没有任何区别。
    而此后其它中国画种如“年画”“连环画”（1979年成立“年画和连环画系”，后改成“民间美术系”，该系因学生分配困难于1990年代中期被撤销）“壁画”（1978年成立）等在中央美术学院也先后单独建系，进一步确立了“水墨、卷轴文人画”为“国画”之特指的合法身份。